配资专业网上配资热门影片屡遭“偷票房”，片方维权费脑筋

观众看A电影，影院要么给一张B电影的票，要么给手写票而非机打票，这种看似“无伤大雅”的操作背后，隐藏着一个困扰电影行业的顽疾：“偷票房”。

近期，随着多部热门影片上映，暑期档票房节节走高，“偷票房”一词也再度登上各大平台热搜。深受“偷票房”困扰的电影《功夫女足》近期公开发声，呼吁抵制影院偷漏瞒报票房的行为。不只是《功夫女足》，近年来上映的多部热门电影，均曾遭遇“偷票房”困扰。

“热门影片因为看的人多，票房整体较高，影院‘偷票房’更难被发现，所以热门电影被‘偷票房’的现象也更多一些。”电影行业资深从业者林文（化名）向证券时报记者表示。

热门片屡遭“偷票房”

电影票房是一个备受关注且高度“透明”的数字。每部电影上映后，票房、场次、上座率、平均票价等数据都会同步实时更新。票房数据主要由各终端放映影院进行报送，基于这一数据，影院与片方将按相应的分成比例进行票房结算。

“偷票房”则完全游离在这套规则之外。“影院通过漏报、瞒报等方式减少票房上报，将原本应该与片方分账的票房吞下。”林文向记者表示，影院“偷票房”会直接导致片方的经济利益受损。

“偷票房”现象由来已久，已成为困扰电影产业发展的“顽疾”，尤其是热门大片上映期间，这一现象往往更为显著。

以摘得中国影史票房冠军的《哪吒之魔童闹海》为例，该片在2025年春节档上映后，有大量观众曝光部分影城以虚假出票、出具手写票等方式漏报瞒报票房。此后，包括《哪吒之魔童闹海》在内的6部春节档影片联合声明，将通过线上数据对比、线下人工监察等方式对“偷票房”行为予以打击。

近期，周星驰导演的新片《功夫女足》上映期间，也有部分影院被曝光存在“偷票房”行为。片方公开呼吁抵制偷漏瞒报票房行为。

周星驰影迷会在公开发布的文章中提到，安徽六安华腾国际影城、江西新余中影时代影城等存在“偷票房”行为。

证券时报记者近日联系了上述两家影院。安徽六安华腾国际影城接线人员否认影院存在“偷票房”行为。接线人员称：“如果我们存在‘偷票房’行为，密钥肯定已经被停掉了。”江西新余中影时代影城一位负责人则表示，影院已经就此事向片方进行了解释，目前该影院《功夫女足》正常放映。

行业研究机构拓普数据近日发布的《2026年放映终端偷漏瞒报行为报告》指出，“爆款效应”与“偷票房乱象”并存，已是电影市场多年的问题。今年上半年国内影院偷漏瞒报问题突出，违规行为损害多方利益。

操作手法日趋隐蔽

影院偷漏瞒报票房，核心是利益驱动。按照行业现行主流模式，一张100元的电影票，在扣除合计约8.3%的国家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及相关税费后，影院方通常能拿到剩余票房的57%，而片方获得另外43%。

若影院偷漏瞒报票房，则可不与片方分账，获得全部91.7元甚至100元票款。巨大的差价，让部分影院选择违规操作。

林文告诉记者，近年来，随着票房监管体系的日趋完善，“偷票房”现象已明显收敛，但部分“偷票房”行为也变得更加隐蔽，难以察觉。

他介绍，实际操作中，影院有多种方式实现“偷票房”。比如观众看热门的A电影，影院出具较为冷门的B电影的票，而B电影的片方可能仅追求表面的票房数据，不参与实际票房分账，或仅以较低的比例分账，这给影院留下了利益空间。

电影行业资深分析师沈竣（化名）向记者介绍，若两部电影票价不同，影院也可实现“套利”。“比如A电影票价30元，按比例需要分账给片方约11.8元；而B电影票价15元，若影院出具B电影的票，只需要分账给片方约5.9元。”

不过，林文表示，线上操作较为复杂，有一定难度。影院更常见的偷漏瞒报方式是不出票，或仅出具手写票。观众购买电影票后，影院提供的是无法溯源的手写票，实际可能并未出票，而这种现象大多发生在线下购票场景中。

根据拓普数据发布的报告，线下前台售票正是偷漏瞒报票房的高发渠道。沈竣向记者表示，“偷票房”一直是行业顽疾，这两年这种行为更为隐蔽，线下前台售票违规的情况更多一些。当消费者到影院前台买票，除非片方派人现场盯着，否则很难监管。

对于哪些影院更容易出现“偷票房”行为，多位受访人士均表示，中小影城这一现象更为突出。这主要是因为大型连锁影城有相对完善的监管体系，而单体影城、中小影城面临更大的经营压力，同时也缺乏相应的监管措施。

片方维权面临难题

“偷票房”行为不仅直接损害相关方利益，对影视行业的健康发展也产生不利影响。电影投资本身具有高风险性，票房的“跑冒滴漏”让片方更难收回投资成本，直接影响其后续影视项目开发的积极性。

实际上，近年来我国电影产业相关法律法规日趋完善，对“偷票房”等行为的监管力度在不断提升。

北京韬安律师事务所律师刘锦丽向记者表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影产业促进法》相关规定，影院应当如实统计票房收入，不得虚报、瞒报，否则根据涉事情节的严重性，轻则会没收全部违法所得，并处相应罚款；重则面临责令停业整顿、吊销许可证等严厉处罚措施。

然而，从过往实际案例来看，片方在面临“偷票房”问题时，采取的措施通常较为有限。对于存在“偷票房”行为的违规影院，多数片方仅是暂停其密钥。即便被“偷票房”直接导致经济损失，片方也较少直接采取法律维权措施。

刘锦丽告诉记者，片方较少直接采取民事诉讼方式维权的主要原因是举证难度大、维权周期长、维权成本相对较高。片方自主维权，一般诉讼流程需要的时间都在几个月以上，等到判决作出、执行落地，影片的热映档期可能早已结束，难以达到及时止损的维权效果。

“现在行业对发行方都以排片率作为考核标准。发行方为了追求更高的排片率，对于影院的违规行为可能采取包容态度。而且相较于追回流失的分账收益，维持渠道合作的稳定优先级更高。”沈竣表示。

沈竣建议，未来可通过推行售票系统全“云端化”，构建影院黑名单库，线下部署监控设备实时核验售票情况等举措，提高对票房的监管效率。

“比如可以将违规影院录入云端黑名单库，全行业片方实时共享该数据，正在上映的影片暂停密钥，待映影片不提供首轮放映密钥。通过这种方式，片方可抱团协同治理违规行为，倒逼影院合规经营。”沈竣说。

刘锦丽认为，改善当前局面的关键可能在于压缩违法空间、降低片方的举证难度并提高违法成本。可以通过进一步完善票房监管机制，特别是利用技术手段强化票房数据的留存、核验和追溯，增强数据的及时性和透明度。另外，可进一步完善行政执法与民事诉讼之间证据衔接机制，充分发挥行政调查取证手段的作用，减轻片方单独取证的负担。

“行政监管、行业信用约束和民事赔偿等多种机制形成协同治理配资专业网上配资，有助于增强威慑效果，提升影院整体违法成本，更有效维护权利人的合法权益以及电影市场秩序。”刘锦丽向记者表示。

配查信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